在工程契約中，常常會有業主設計一個約款，要求承包商於接獲契約變更指示，或是有任何額外工作發生時，必須在事由發生後幾日內通知業主協議憑辦。當承包商不遵守這樣的契約約定時，隨之而來的就是業主拒絕辦理契約變更或加價給付，學理給了一個名稱「霸王條款」。這樣的稱呼也不是沒來由，因為往往約定的時間過短，承包商也往往忘了去通知業主就開始施作，最後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加上我國法對承包商格外優渥，因此這樣的條款被形容是業主巧取豪奪的技術條文。
這樣的評價，多少帶點負面敵視的意味。但有趣的是，為何會有這樣的約款？又如此的約款是否應屬無效？難道這樣的約款一文不值？連我們很愛亂抄國外的學者都不挖角外國法的狀況下，這樣的約款本質更蒙上了神秘色彩。本文目的就是在揭穿這樣的面紗，讓這樣的約款得以正名。
一、通知程序約款的國內視角
姑且以通知程序約款概稱。對於這樣的約款，形式上是在剝奪承包商的後續權利，最常見者為展延時的後續索賠。而在保護承包商這媽寶的思維下，學者們認為，這樣的約款是無效的。但要怎麼說這是無效呢？如從法規著手，可能的方法是認定為定型化契約加上顯失公平。然而，這樣的作法在實務上會碰到瓶頸，因為大多的工程契約都不是定型化契約，根本沒有民法第247條之1適用的餘地，更遑論消保法第12條規定的主張。
除了透過定型化契約認定無效外，還有一種方式，即認定該約款違反民法第147條規定而無效。原因在於，規定特定時間的本身就是在限縮承包商權利行使的時效。這樣的想法並非無因，且學者也認為，外國沒有時效不得延長縮短的規定，因此這樣的解套應屬有據。
但有問題的是，特定時間的約定難道就是時效的約定嗎？這個時間是否就是時效？乍看之下似乎是這樣，但如果從下述的外國法例觀察，就會發現這是何等荒謬。
二、通知程序約款的外國法例
通知程序約款的目的，在國內的文獻完全隻字不提，或許是因為學者本身對於這樣的約定就有敵意，不管青紅皂白也不想理會這樣約定的起源。但其實，在英美工程實務中，這樣的約款層出不窮，也確實有他的實務意義。
簡單來說，通知程序約款目的在於保護業主利益。原因在於，業主並非常駐工地，根本不會知道工程進度發生什麼事情，也不可能聽承包商片面之詞就決定要不要展延工期或變更契約，發生上述事由時，最清楚的就是承包商，藉由承包商的通知，必要時附具書面，業主才可能加以審視，也只有承包商通知，業主才能及時決定。當承包商怠於通知，時間一過，相關證據也無法保存，承包商事後再行爭執要求，也將陷入困境。也因此，在過往曾有一項爭執：通知程序約款是否代表承包商有通知的默示義務？這樣的問題延伸是，業主可否藉此請求承包商賠償？早期判決採肯定見解，但近期法院則認為，通知程序無法通過必要性原則的檢視。但不是義務並不代表承包商不用通知，在英美實務上，這種通知程序的性質是一種condition precedent，如果翻成中文就是「前提成立要件」。
通知程序約款是權利成立要件之一，因此，如果承包商沒有通知，權利就不會產生。這聽起來似乎很弔詭，因為如果承包商沒有權利，也沒有通知的可能，上述的想法似乎有點倒果為因。也因為這樣的思想，在我國就認為，權利成立才有通知，那通知就類似行使權利，今天把通知限縮時間，就是時效的縮短，故非合法。然而，英美的通知程序是權利成立的要件，這樣的本質不是如此單純。
這要回到契約成立的最根本思想，才能釐清中間的錯綜複雜。契約的成立最根本就是一個要約(offer)與承諾(acceptance)的合致，大不了有個前置的要約之引誘(intention to treat)，也只有在契約成立後，才可能發生債權債務關係。同樣的，在承包商認為有額外工作或展延工期發生時，承包商的通知就成了要約，而業主的回應則成了承諾，只有在這樣的狀況下，承包商才與業主間發生新的債權關係，承包商才對業主取得了額外費用請求的債權。由此可知，所謂的「通知程序約款是權利成立要件之一」，其實白話講就是「通知是一種契約關係成立要件之一的要約」，也因此，業主如果無端拒絕，英美才會產生一種implied duty，或是透過Constructive change的方式，擬制了承包商與業主間成立新債權關係，讓承包商取得對業主的債權。
在英美法中，時效規定其實是一種程序法思想，也就是起訴的要件之一，這跟我國作為實體法上的抗辯有些不同，且英美的時效是可以延長縮短，我國則不行。但這樣的差異並不妨礙通知程序約款的本質探討，因為就像上面所講的，通知程序約定本身就與時效無涉，他只是一種限制承包商必須在一定時間發出要約的一種限制，要約本身根本不是請求權，何來時效的問題？
三、檢視我國法視角的矛盾
除了上述本質上的錯誤認知外，如果從時效制度本身來看，國內的見解也有些問題。
如果照國內見解，只有在權利成立時才需要通知，那通知就被解為「請求」，而依照民法規定，請求六個月是要起訴的，如果承包商不起訴，請求就沒有阻斷時效的效力，換言之，請求本身是一種暫時停止時效的緩兵之計，本身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意義。這樣的解釋結果，其實時效從通知前就開始起算了，倘若承包商事後以情事變更請求的話，時效從何起算？依照實務見解，是從判決確定起算，這就怪了，權利明明在通知前就成立，為何時效從判決後開始算？如果對照實務的見解，更顯矛盾，因為實務之所以採判決確定說，無非是認為判決確定後才有權利，倘若如此，則代表通知前根本沒有權利，限制通知時間本身也根本沒有時效起算同時進行，何來限縮之有？
由上可知，學者把通知程序約款解為時效縮短的約定，本身就與實務見解的情事變更見解有所牴觸。倘若依照實務見解，照理說，在通知前沒有權利成立，當然沒有時效的問題。而因為權利沒成立，承包商通知後，業主拒絕同意辦理展延或契約變更，也才會繼續探討情事變更原則，這其實是把英美的implied duty轉為我國架構(當然是很荒謬，因為兩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)作為解套。
四、結論
總結而言，通知程序約款本身代表承包商的要約時限，根本與時效無關。許多學者看到時間就高潮，也從來沒人意識到這樣的問題，偉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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