肆、違反協力義務之效果
我國針對業主協力義務之規定，係在民法第507條，就業主違背協力義務導致工作不能完成者，承包商可以解除契約後再請求損害賠償。除了債各規定外，於債總亦有協力義務之規定，最有名者乃民法第234條之受領遲延。此外，違反協力義務可能產生的現實問題，多半是承包商不願解除契約，而是希望繼續施工，並且請求業主賠償相當損失，此時亦可能涉及民法第227條之2的情勢變更原則。綜上，我們可以清楚發現，業主違反協力義務之法律規定與效果甚為繁複。
然而，我國實務見解一向以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規定的法理，認為民法第507條乃特別規定，因此，當符合本條要件時，承包商僅能依據本條主張權利，而不能並行主張債總之規定，隨之而來的便是，承包商往往處於一種尷尬的局面。申言之，依據本條規定，承包商必須先解除契約，才有損害賠償請求權，但在一般工程中，解除契約本身對於承包商的衝擊太大，除了回覆原狀困難與複雜以外，契約的解消將造成承包商資金運作的困難，因此，現實狀況為，承包商多不願解除契約，僅希望請求業主賠償增加的施工成本與利潤損失。
縱然不將解除契約作為損害賠償的前提，在解除契約後，依據民法第260條與實務見解，所能請求的損害也僅限於解約前發生的，解約後發生之損害則不能請求，而在工程實務中，多數的損害多發生在解除契約後，此時，將造成承包商求償無門，是否妥適，不無疑問。
實則，多數學說認為，業主違反協力義務，其本質亦屬義務違反，當有民法第227條適用，以特別規定排除普通規定之說，並非合理。如此的說法，係從法解釋論出發，亦值贊同。惟本文以為，理由應有補充之空間。
如從承攬編之結構出發，立法者當初的預設是，承攬人夠專業，所以責任相對也加重，這在物之瑕疵擔保之規定清晰可見。然而，為了不讓這種傾斜式的立法太超過，也同時規定了一些衡平的內容，而民法第507條即是如此。在這樣的想法下，從保護承包商的角度出發，不應該如物之瑕疵擔保一般。申言之，最高法院96年第8次民庭決議之所以將承攬編的物之瑕疵擔保解為特別規定，係因為立法者在承攬中特別傾斜式立法所至，然而若可回到債總規定，這樣的預設就被打破，反觀協力義務之規定，並無如此的預設，則如何以特別規定排除普通規定之法理加以套用，便有疑問。因此，就衡平業主與承包商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得脈絡下，實無限制承包商改以債總規定加以主張權利。
除了法律明文承包商之權利外，在工程契約中，障礙的產生往往使承包商無從繼續施工，但又不想解除契約，而是希望將障礙排除後繼續履約，此時承包商應如何主張權利，不無疑問。
對此，行政部門頒布之契約範本，多有停工之設計，以資因應。停工制度的設計主要是在針對障礙可以被排除，但須花費一定期間者，此時，停工表示將會停止工程期間進行，雙方進而協力處理問題，而後方繼續施工。然而，停工的權限往往係歸屬於業主，而第一時間發現問題之承包商並無享有，對於有時間壓力的承包商來說，不甚公平。雖有認為，承包商發現障礙後，應立即調查與提出相關報告給業主，以供業主審視定奪，然而，如障礙難以調查或須耗費時間物力時，工期仍持續進行，等於是承包商利用工期處理非履約之內容，雖往後可以請求展延工期，然展延之天數可否完全彌補，且其間所生之損害可否請求，均有疑問。
對此，英國與美國之契約一般條款均有明文停工制度，而就停工之權限主體可分為業主與承包商，就業主方而言，有承包商違約時之停工設計，亦有業主隨時停工之約定，此類似我國民法第511條之任意停工。就承包商方而言，原則上並無停工之權限，蓋若允許承包商隨意停工，將對業主之利益有重大減損，然而，若完全不給予停工，亦可能產生上開問題。因此，在折衷的結果下，僅有在特定事件發生時，承包商方能合法主張停工，此等事件多係業主拒絕給付工程款時，因承包商資金週轉不靈，造成施工材料無從採購，以及其他成本支出產生重大障礙，如勞工薪資給付等，此際，如強硬要求承包商必須繼續施工，將產生工程品質不佳，更可能導致承包商破產，此亦非締約時雙方所樂見。
循此以解，本文以為，上開英美停工制度可供我國參考，觀察我國工程環境，承包商往往資金分配處於一種緊湊的步調，一家包商必定是承包多個工程，而將各工程之資金相互調度，就業主拒絕付款時，將造成承包商資金分配計畫的阻礙，更可能導致調度失靈，而使其他工程遭受牽連，最後更可能產生承包商破產的窘境，因此，此時有賦予承包商停工之必要。
除此之外，停工制度的設計既然是針對重大障礙事由，而該事由可預期的被排除時，不應認為承包商須利用工期處理之，蓋工期所能涵蓋者，係履約階段之施工，就履約時發生之障礙須被排除時，如要求承包商不得停止計算工期，而繼續施工者，將造成前述之問題。因此，比較折衷的看法是，如該障礙係屬重大，且排除所需之時間過長時，應肯認承包商有停工之權限，反之，若障礙排除時間並非冗長，而可為承包商由成本吸收時，承包商則無停工之權限與必要，蓋工程之風險乃由雙方承擔，而承包商對於工地與施工本身有即大控制權限，由承包商負擔一定風險，尚非不合理。
伍、免責約款
義務的成立與違反的法律效果，已如前述，對於業主而言，均屬成本計算的一部份，因此，為求以最低價格取得最高品質，往往透過契約方式，將此等風險或責任轉由承包商自行承擔，此時，將涉及該約款是否有效之疑慮。
就契約內容的控制而言，我國民法第247條之1即有明文，即對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是否有顯失公平，法院應實質審著並決定其約定效力，因此，前提必須是該契約為定型化契約，法院方能適用本條加以裁判。對此問題，通說認為工程契約均由業主單方擬定，且挾以不平等地位為之，應屬定型化契約無疑，而就實務觀點而言，是否屬定型化契約，其要件之把關甚為嚴格。
其次，若肯定為定型化契約時，法院須進一步審查契約實質內容，判斷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勢。對此，法院之態度並非一致，或有認為風險成本過高，完全交由承包商承擔，尚非公允，然有認為，承包商乃有資歷且有經驗之人，就簽約當下應有評估風險之空間，因此認為不得事後挑戰契約效力。
本文以為，本條之立法與實務運作均有檢討空間。民事法所強調的是私法自治，而其前提預設是雙方處於一種幾近平等地位，於簽約時經過審慎評估，因此需要尊重締約雙方之意思。如締約雙方地位平等，但簽訂之內容對第三人而言或屬荒謬，仍不能據此認定契約無效，此亦為學理上之主觀等價。
從這樣的理解出發，我們不難發現，問題不在於契約實質內容為何，而是締約時的地位是否平等，是否因為不平等導致締約時之真意遭受扭曲。然而，我國民法第247條之1與實務運作結果，卻未能嚴守契約自由與主觀等價的命題，進而實質審查契約內容，將造成法院取代締約之一方，完全破壞契約自由的理念。試問，若肯定法院介入，則應如何介入？法院要以什麼標準重新型朔契約應有之內容？
再者，就定型化契約之法律效果，如其內容有顯失公平時，其內容無效。無效代表著否定契約的存在，亦同時否定了當事人主觀真意。而當契約無效時，將造成契約漏洞的問題，此時法院是否可以介入填補？或交由當事人重新擬定？循此，本文以為，契約無效並不能解決問題，反而製造更多問題。如果法院真的想要幫助弱勢一方，即調整資訊不平等的狀態時，不應宣告契約無效，而係站在締約平等的狀態下，審視契約會有如何之內容，進而重新詮釋契約，方為正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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