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，如契約雙方遇到締約前不可預料的風險時，在不可歸責於雙方的情形下，就有情事變更的適用，也就是此時可以開始調整契約的條件，而一般調整的客體不外乎是履約期間與價金。這樣的情事變更原則被大量運用在營建工程中，原因在於營建工程往往耗時冗長，而一旦工期冗長就會伴隨著不可預知的物價波動，這樣的物價波動導致承包商在施工時的履約成本激增，因此理論上，這樣的物價波動在雙方締約時應該是不可預見，且此種物價波動並非人為因素，因此也沒有可歸責於雙方事由，所以一般而言，承包商應該是可以依照本條請求物價調整款。
但這對於業主而言，毋寧是一個不確定的成本支出，尤其當業主是國家時，預算的編列更是一大問題，如果准許承包商請求物價調整款，金額又處於不確定狀態，不僅向上呈報的預算難以控制，且預算的數額不確定，更加深了會計作業的困難。在這樣的困境下，實務發展出了所謂的不調整約款，也就是在投標文件或契約中清楚載明「不辦理物價調整」等字樣，企圖藉由這樣的約款去控制成本支出。然而，這樣的約款是否真能達到業主所想要的成本控制？
如果觀察近期的實務判決，大多對於這樣的約款採肯定見解。以台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更(一)字第81號民事判決為例，兩造簽立的契約中就有這樣的約款，而法院也肯定了這樣的約款效力，進而否定了承包商的物價調整請求。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判決理由，其實不外乎是最高法院歷來揭櫫的意旨重述，然而，這樣的判決意旨是否合理，又或是否合於法令規定，不無疑問。
首先，本案判決的第一個理由是，兩造契約已經明確排除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。換句話說，法院實務認為，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的情事變更原則是可以透過私法自治加以排除的。這樣的說法，很顯然地忽略了情事變更原則的本質。情事變更原則設計當初，就是在不可歸責於雙方的情事下，對於履約的債務人而言，在原訂的契約條件下難以或根本無從履約，但因為契約仍有效力，因此在保護債務人與契約目的達成的雙重思想下，情事變更原則成了解套的關鍵。因此，情事變更原則的法理基礎就在於誠信原則，這也是學者間的定見。如果情事變更原則是誠信原則的具體化，那民法第227條之2也是民法第148條的具體化，則兩者應該具有同樣的本質才對。又誠信原則是基於公平正義而來，則不會有人說當事人間可以透過契約排除公平正義。則同樣是誠信原則的概念，為何可以透過當事人契約排除？很顯然地，法院並沒有意識到情事變更原則與誠信原則無異，則當事人排除了情事變更原則，實際上也是承認了人民可以透過約定排除正義，豈不荒謬？
如果情事變更原則不能用契約加以排除，是否代表當事人雙方約定的不調整約款就是無效呢？這倒也未必。在判決理由中清楚載明，如果兩造契約有約定不調整約款，則代表了雙方對於物價波動有清楚的認識，否何以會加以約定呢？又如果准許廠商事後反悔，對於其他投標廠商不是不公平嗎？而且，如果允許廠商事後請求，不就肯定了廠商可以不用管契約的不調整約款，廠商可以無視該風險的評估？這樣的理由其實源自於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中的不可預見要素。在我國情事變更原則的設計之初，認為兩造對於締約時無法預見往後的風險，也只有在締約時不可預見，兩造因為無法成本評估，所以才有調整的必要。這樣的理由似乎言之成理，但其實其中仍有待探討。
首先，是否可預見本身就不是情事變更原則所要規範的概念，在可預見的狀況下，仍然有變更的可能，在理論上，情事變更源自於誠信原則，在契約內容無法具體達成時，就有調整的必要，否則一直加重履約成本，廠商必然將費用提高，也不利於業主或大眾；在實際上，可預見本身並不帶有可責性的特質，如果承包商預見了風險，也不會無端的無視風險，畢竟事後風險的金錢化或請求，仍然需要支付一定成本，說承包商濫用可能，那其實沒有考量到求償成本的問題；而且，可預見本身因為不帶有可責性色彩，如果真要衡平雙方利益，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就可以加以運用了，何必一概否認承包商的請求呢？
其次，就算肯定了預見性的要件，但仍要分成兩個層次探討：「可否」預見和預見「多少」。在法院判決實務上，往往「可」預見就直接推向預見「全部」。第一，就「可否預見」的問題，不調整約款往往是制式條款，兩造簽約時根本沒看過這樣的約款，當然我們可以輕鬆寫意的說，這是要督促承包商注意，但問題是，就算承包商真的看到這樣的約款，難道就可以預見未來一定有物價波動嗎？第二，就「預見多少」的問題，就算承包商可以嗅出物價波動，但波動幅度根本無法準確預測，一個理性包商頂多是透過過去的經驗彙整一個概數，何以能完全準確的算計物價波動數額？就算承包商可預見未來物價波動，但波動多寡根本是未定之天，何來預見之有？
預見的問題不僅止於上面講的契約中的不調整約款，法院判決常常援引承包商專業性作為理由。也就是說，承包商是專業人士，對於物價波動應有預見的可能。但問題是，承包商專業的是在營建技術，物價波動真要如法院所說的完全預見，那乾脆買股票基金就好，何必吃力不討好做利潤不高的營建工程呢？承包商的專業頂多是建立在過往的經驗，經驗只能當參考，不可能準確，對一個專業的理性承包商而言，過往經驗豐富，所以能從過往經驗中概略得出一個概算數字，根本不可能與現實的物價波動一致。我們不會說醫生是專業，所以保證看診就會醫到好，也不會說外科醫師是專業，所以手術房推出來的一定是要病人活跳跳的，則為何同樣是專業人士的承包商，就必須對物價波動這樣高度不確定非人為因素的風險完全控管呢？
最後，法院常常引用的理由為：如果承包商可以任意事後主張物價調整，這樣對其他投標的廠商不公平，且會造成承包商低價搶標的問題。然而，就低價搶標而言，問題癥結根本不在物價調整，而是在於我國政府採購的大原則是最低價得標，低價搶標本來就是低價得標的缺陷，跟物價調整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再者，對於其他廠商而言，現實的狀況是，凡得標者均會請求物調，因為照法院的說法，大家都低價搶標，則成本根本入不敷出，物調勢在必行，所以結果只是誰分到一杯羹而已，而這杯羹本來就不是承包商該拿的(照法院的說法)，則何來不公平之有？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永遠不會在這種枝微末節，而應該全盤檢討政府採購的基礎架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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